在红都瑞金，人们永远都不可能忘记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人。当年，他已年近花甲，稀疏的头发和浓密的胡子衬托着一张老成、威武、善良的脸，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，充满着人生经验和情感。
在苏区，有人叫他何部长、何主席、何主任，还有人尊称他为何大伯、何胡子。和他是忘年交，肖三则称他是一头不辞劳苦的“牛”。
1931年冬，何叔衡从上海转入中央苏区，住在瑞金叶坪。他的住处与的住处仅隔30余米。住的院子旁边耸立着一棵高大挺拔的樟树，茏的枝条象一把大伞，也给叔衡的院落留下一片绿药。此后，这两位患难与共的战友经常到这棵大樟树下谈古论今，研究工作。
1931年11月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。在这次会议上，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，何叔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、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。
不久，委派给何叔衡的职务慢慢的变多；苏维埃工作人员训练班班主任、代理内务部长、最高法庭主席等等。面对一个个重大任务压过来，何报衡二话不说，都一一愉快地接受下来。他说，有领导，担子再重也能干好。
不久，何叔衡得知，党内的“左”倾错误路线执行者正全力排挤和打击，说的政治主张是“狭隘的经验论”、“富农路线”、“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”，说的军事战术原则是“过了时的”、“充满农民习气的游击主义。对这些奇谈怪论，何叔衡很气愤，他对是坚信不疑的。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初识时，他就发现有着与众不同的远见卓识。从1918年他们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到创建湖南小组，直至轰轰烈烈的湖南工农运动的开展，何叔衡从工作实践中体会到，跟着走是必定能取得胜利的。如今，这些人想着法子排挤打击，何叔衡心里很不服。遇到知己，他就要发表一番感慨。他说，问题能争论，何必这样强推强压.盛气凌人，这不是我们人应有的作风，对革命事业不会带来什么好处。
一次，一位领导找何叔衡，要他谈谈富农路线，的根源”。何叔衡反问：“什么是富农路线？这位领导说：“富农路线，就是替地主富农说话牟利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。”何叔衡反唇相讥：我们人从投身革命就以解救广大穷苦百姓为己任，哪有高唱革命口号，行反革命之实的道理？我跟随这么多年，从未发现他做这种贩卖革命的投机生意。”说得这位领导者快快不乐地走开了。一天，听说要去东华山养病，何叔衡匆匆来到的住处。看着高高隆起的眉骨和一脸疲倦的病容，心里不禁隐隐作痛。“润之，出去休养一段时间也好，我会经常来看你的。”
给何叔衡递过来一杯水，说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不久，人手缺乏，许多章程还不完备，现在把重担子都压在你肩上了，真是不得已呀。
将目光移向窗外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革命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总是要以大多数劳苦人民是否获得利益为标准。对革命有利的，对人民有利的，我们要坚持。”他还说：搞政府工作，我也是头一回。我主张来用先下去了解民情，再回来制定政策，然后又回去服务群众的方法，这样我们的政策才能符合人心民意，人民才会真正拥护我们。人民都相信我们，支持我们，那就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了。
何叔術身上随时背着三件宝。哪三件宝？布袋子、手电筒和记事簿。他的布袋子是自己设计请人缝制的。袋子中分成几个小袋子叫做“袋中袋，每个小袋都有它特定的用场。中间一个较大的是放实物的。如从某仓库里抓来的一把霉烂变质的谷子。有一次，他还偷偷地将穿过的一双补钉加补钉的线袜塞进了袋子里。他的记事簿上几乎无所不记，他说，人老了，脑子不管用，记在本子上忘不了。这三件宝伴随着他起早摸黑，走村串户，一路下来，回到瑞金，他的布袋子就满满的，好的差的都有，人证物证齐全，检察工作、司法工作、内务工作、干部教育情况
在这众多的工作中，何叔衡对工农检察工作是特别细心和重视的。在中央工农检察部成立不久，他就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，发动大家分头下去摸底。他说，检察要从各级领导干部检察起，检察领导要从上层领导检察起。会后，他就背上他的三件宝出发了。他白天和群众在田间地头边干边谈，晚上召集部分干部群众座谈，没几天功夫就掌握了很多材料。不久，各路人马返回检察部，通过汇总整理，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县、区政府，单靠行政命令去处理问题，有些甚至吞没公款，多吃多占，贪污腐化何叔衡认为，这样一些问题如不及时克服，将直接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巩固。于是，他随即将这一些状况向、项英等领导作了汇报，引起了他们的高度注意。
1932年2月1日，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八次常务会议。会上，何叔衡将了解到的情况作了全面汇报，有事实，有根据，使到会者不禁惊愕。他提议：中央政府要立即对那些执行上级命令和国家法律疏忽懈怠的现象，对一切贪污腐化分子给予严厉打击。这建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。接着·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五号命令。命令指出：“这些工作的检查，刻不容缓，各级必须坚决执行，“各级政府应绝对执行这一工作，不得稍有玩忽和怠工。”人民委员会的指令发出以后，何叔衡又一次率领人马深入各省、县、区进行全方位检查、督促、落实。对那些初犯或情节不甚严重的，何叔衡尽力进行争取教育，他用的那双破袜子，教育干部，使许多深受感动；对那些不称职的干部，他坚决撤销他们的职务；对贪污犯罪分子，他予以严厉打击，使苏难埃政权的威望更加提高。
担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职务的何叔衡，执法严明，裁决准确。1932年2月25日，临时最高法庭在中央政府大会场举行第一次公审。开庭之前，何权衡对每一个受审者的犯罪事实逐一进行了调查分析，尔后又征得犯罪者本人承认核准。因此，在这次公审大会上，何叔衡审问有条有理，裁决有款有据，使犯罪者口服心服，参加大会的群众也深受教育。
1932年5月24日，中央直属县瑞金县苏裁判部送来第二十号判决书请何叔衡审批。何叔衡接过判决书-看.....告人，朱多伸，瑞金县王田区.……判决，宋劣伸处以枪毙，看到这个地方，何叔衡脑子里立即浮现出一个瘦小干练的老人形象。何叔衡到王田检查工作时曾多次与其接触过。这位朱老头早年参加过地方农民暴动，后来又随暴动队员一起加入游击队，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，为革命立过功。王田区苏成立后，他关心这个新生的苏维埃政权，对那些不称职的区苏干都进行过多次举报，对一些“左”的口号和政策也毫不掩饰地表示过不同看法。这一次他怎么会犯死罪呢？何叔衡背起袋子立即赶到瑞金县苏裁判部，然后又来到王田区做出详细的调查核实。原来，朱多仲虽有罪过，但主要是他的多次举报惹恼了一些区苏干部，他们企图报复。另外县苏裁判部的人反映，枪毙朱多伸是某某领导交代的。何叔衡心里清楚，由于“左”倾政策的推行，加上宗派主义的影响，使乱杀错杀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严重。这次枪毙朱多伸，又是某些领导点了名的，如果“逆水行舟”，对自己后果不堪设想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何叔衡并没有丝毫动摇。他拿定主意：人民叫我当法官，我就要为人民当好这个法官，绝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。于是，他大笔一挥，将朱多伸一名由枪毙改为监禁二年。
1932年秋，瑞金县黄柏区的干部群众，联名揭发该县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有严重问题。接到告发信后，何叔衡亲自组织人员做出详细的调查，发现陈景魁是一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。在任组织部长期间.利用手中的职权拉一派打一派，对上腐蚀拉拢，对流氓亲信重用，对军烈属实行打击报复，手段恶劣，民愤极大。问题查清楚后，有一些领导出来说情，并拿出“xx讲了不能杀陈部长”的话相挟。何叔衡心一横，管他呢，这样的人不枪毙，人民不答应。何叔衡硬是将陈景魁依法逮捕，经过公审后执行枪决，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。
果然不出所料，何叔衡一次次“不听话的行为，激怒了“左”倾错误路线年底，何叔衡遭到接二连三的批判和打击。1934年初，撤销了何叔衡担负的全部领导职务。
刚来瑞金不久的谢觉哉得知何叔衡被撤职的消息后，曾多次试图向打探其中的缘故。第一次问，没有吭声；第二次问，仍然没有吭声；第三次谢觉哉直截了当地问：“主席，中央为何需要整何老头？何老头有么子错？仍然一声不吭，并躬着背缓步走开了，似乎怕被继续追问。谢觉哉哪里知道，此刻心中有多大的不平。他对叔衡的了解是最清楚不过了，可是，现在他连参加会议的权力都没有，又怎能挽留得了何叔衡？为了顾全大局，他不得不忍辱负重，对许多重大问题保持沉默。
1934年9月，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争的败局已定，中央红军不得不准备战略转移。
何叔衡突然问起董必武：“假如红军主力转移，你愿意留在这里，或是愿意从军去？”
“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，八十里也勉强，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，这是我进苏区时所经验过了的。”
尽管何叔衡准备了两双结实的草鞋，可是他万万没想到，他的名字被“决策者们”列入到留守的圈子里了
一天，周恩来急匆匆赶到于都，向传达了中央实行转移的决定，并要他在出发之前给于都的党员干部开个会，布置一下今后的工作。
乘机向周恩来了解被决定留守人员的名单。没过多地问，一切都在意料之中，被留下的很多是与他关系较为密切，受他的影响和牵连的人。
不久，在返回瑞金时，专门去看望了何叔衡。就要离别了，能说什么呢？他只是关切地说：“报衡，革命的路还很长，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
…….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抓在一起。感到叔衡的手是那样的冰冷、坚硬......
9月底的一天，何叔衡到集市上买了点肉、鱼，杀了一只自养的鸡，加上几样新鲜蔬菜，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为谢觉哉饯行。两位老人默默相对。他们为中央苏区即将沦陷而痛心，为党内“左”倾错误继续推行而担忧，为分离后的前景而挂虑。什么话都讲过，又非常像什么话都没有说，仅仅是三番四复地相互祝愿。临别，何叔衡将自己使用多年的怀表和小钢刀交给谢觉哉说：“觉哉，我这两样东西你带上可能会有用，祝你一路平安。我的一切请你放心，从我投身革命起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了，我随时准备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！
红军长征以后，根据地很快便沦陷了。1935年2月何叔衡等在转移途中，不幸被敌人包围，突围中，何叔衡壮烈牺牲。
在红都瑞金，何叔衡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历程，他与妻相约60岁相见，却在59岁跳下悬崖。
他的形象，他的精神，永远激励着这块红色土地上的后来人。谢觉哉老人在《回忆叔衡）一文中曾说：
“如果说叔衡是模范的员，那他不仅是给人以模范，而且善于使人学习他的模范，而且很热烈地希望人家赛过他的模范。”
